热辣点击
赞助展示
最新图片

利用酒托骗取高额消费的行为性质

[点击图片进下一张 ] 跳转到

  被告人程某、罗某等人在武汉市武昌区沙湖路经营管理一家甜点咖啡店,于2015年3月至4月7日间,与被告人姚某、张某、祝某某等酒托人员,被告人袁某等网络键盘手进行合作。“键盘手”冒充妙龄女子,通过网络方式搭讪男性网友,并引诱相约见面,后将受骗男网友的聊天信息进行传递给酒托人员,由酒托女出面将男性网友哄骗至甜点咖啡店进行消费,利用男网友交友的心态及虚荣心,引诱其进行高额消费,之后店方以低价红酒勾兑汽水冒充高档红酒、酒托女员多次点单的方式,共骗取被害人蒋某等18人消费共计人民币10.9万元。事后,按照约定店方分得消费额的20%,酒托团队和键盘手共分得80%。

  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利用酒托骗取高额消费行为构成纯粹民事欺诈还是刑事犯罪?若是刑事犯罪,构成诈骗罪亦或者是其他犯罪。

  近年来,互联网社交行业快速发展,潜移默化的改变年轻一代的恋爱交友方式,一些不法分子为攫取非法利益,以“恋爱”、“交友”、“一夜情”等名义将男性网友带至指定咖啡屋、酒吧等场所高消费,在消费领域出现了多起“酒托”类案件。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酒托”关键词,相应的判例多达几十起,但是与不停上演的“酒托”现象相比,小巫见大巫。沿波讨源,侦查机关对新类型案件的刑法之介入与适用把握不准,往往以行政处罚了结,造成后果就是处罚过后换个地方重操旧业。需要指出的是,本案系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案件,该犯罪团伙在别处曾因此类行为受过行政处罚。本文将以该案例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对“酒托”类案件定性展开逻辑论证,旨在对“酒托”类案件法律定性形成科学的共识。

  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收集的多份“酒托”案件裁判文书看,司法实践对“酒托”类案件均以诈骗罪论处,包括程某等人酒托案,可以说“酒托”类案件诈骗罪之定性已经成为司法认定的通说。但是理论研究领域,关于“酒托”类案件定性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酒托”类案件不宜由刑法调整,此类行为属于违规经营、民事欺诈行为。论据一,被告人虽有诱骗被害人至酒吧、咖啡屋等场所高额消费的行为,但是被告人确实提供了一定酒水,双方存在真实的交易,被告人实施的诱骗行为目的是为了获取不合理的高额利润,并非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论据二,被害人前往酒吧等场所主要基于“交友”、“一夜情”等目的,消费酒水是实现其目的的前提条件,被害人根本不关心酒水真假,即便发现异常,碍于面子,自愿付款。因此,被害人不是基于对酒水存在错误认识而交付财物,而是基于其他目的放弃自己的财物,被告人以次充好的虚构事实与被害人自愿交付付款之间由于其他目的的介入阻断了因果关系。

  前文观点论据一,从双方真实的交易出发否定被告人非法占有之目的,其论证逻辑难以自圆其说。第一,仅从双方存在相互给付行为推断双方存在真实交易,是不严谨的;第二,被告人以低劣质酒冒充高档酒的事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属于民事欺诈;第三,退一步讲,如果被告人并无假冒伪劣酒冒充高档酒,仅是引诱高消费行为,双方也不存在真实交易,整个过程被害人始终被蒙在鼓里。前文观点论据二,从被害人基于“交友”等目的否定被告人欺诈与被害人财产损失的因果关系,有人为割断因果链条之嫌。一方面,被害人主观目的并非违法,况且目的产生源于被告人的“引诱行为”;另一方面,被害人“自愿”付款并非自愿,是由于被告人实施的一连串“引诱行为”、“欺骗行为”,导致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错误认识对象也不仅仅是对酒水的价格。因此,前文中核心观点——“酒托”类案件不宜由刑法调整,难以成立。

  至此,仍需夯实“酒托”类案件构罪的法理基础。利用酒托骗取高额消费行为,属于民事欺诈,毋庸置疑,但这绝不是否定构罪的杀手锏,相反,是构罪的逻辑起点。刑法的补充性,有关公民的安全或财产等事项,也只是在其他手段如习惯、道德的制裁或民事的规制不充分的,才能发动。也即民事违法与刑事犯罪并不是对立的,而是递进式关系,不能因为某一行为民事违法,就否认其刑事犯罪的成立。诚然,民事违法达到一定程度,突破刑民交叉临界点,应纳入刑法调整范围之内。“酒托”类案件构罪的另一法理基础即犯罪构成理论。虽然理论界对犯罪构成理论批评较多,但是脱胎于本土法律规定,并长期适用于刑事司法实践,仍然是新型犯罪,包括“酒托”类案件,构罪的法理基础,能够解决能否以犯罪论处的本源性问题。

  传统诈骗罪构成要件理论认为,被害人基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陷入认识错误进而错误的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有观点认为,在“酒托”类案件以诈骗罪论处,就需要对诈骗罪之构成要件予以法理上重新解释。其剖析“酒托”类案件过程为,第一,欺骗行为主要体现在“酒托女”虚构“恋爱交友”等事实,被害人在这一问题上陷入认识错误;第二,在酒吧等场所高消费环节,被害人事先是明知的,并不存在认识错误;第三,被害人选择自愿付款,对财产处分行为并未存在认识错误。该观点人为片段化分析,得出传统诈骗罪构成要件与“酒托”行为存在不尽一致的地方,并引入被害人承诺理论对诈骗罪构成要件予以与时俱进的修正。通过审视该观点片段化演绎分析,不难发现,人为割裂“酒托”行为全过程致使其陷入传统构成要件不能应对“酒托”类案件的错误判断,再颇费周折的论证被害人承诺因存在重大瑕疵而无效得出具有构成诈骗罪可能的结论。看似能自圆其说,其实隐藏巨大的风险。一方面人为片段化演绎分析过程,无形中传递被害人支付高额消费行为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应具有预见性——色字头上一把刀,实际上让被害人背负注意义务,与目前以犯罪人为中心的刑法体系相冲突;另一方面引入被害人承诺理论,先肯定被害人存在高消费的承诺,然后再否定承诺有效性,实际上是否定了诈骗罪本质特征。不言而喻,“酒托”行为与传统构成要件不尽一致,纯属主观臆测。

  “酒托”类案件,根据欺骗手段多寡,分为单一“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和双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前者是指仅有“虚构交友”事实,骗取高额消费;后者还包括“隐瞒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真相”。针对后者,有观点认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酒托”类案件中诈骗手段有“掺杂、以次充好”等特征,确实符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构成,但是该罪不足以涵摄被告人的全部行为及危害结果。根据想象竞合犯理论,一个行为触犯两个罪名,择一重罪论处,以诈骗罪论处更为适宜。至于“酒托”类案件是否有可能构成其他犯罪,仍有探讨的空间。

  利用酒托骗取高额消费行为,定性为诈骗罪更为适宜,符合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也有法理基础作支撑。


点击排行